嚴敏 | 做一個守望者

嚴敏認為“一個在前進中的、轉型期當中的社會有美好的一面,也有還不足夠美好的一面。我想通過節目告訴大家這樣一個事實,并且讓大家用積極地態度去面對這樣的一個社會。”關于離開《極限挑戰》,因為涉及到另外的新的團隊,他不愿意多談,但嚴敏很肯定地講接下來還想做這樣的現實主義的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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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敏

拍攝當天,嚴敏導演穿著寬松的T 恤、短褲來到攝影棚,像一些幕后花絮里能看到的他的樣子。前一天晚上他和同事開會到五六點才回到家里。緊接著就要乘飛機從上海趕到北京,他干脆不睡了。為了方便化妝師化妝,他收拾收拾把胡子剃了,結果不小心給自己割了道口子。化妝師在現場問起,嚴敏從這道血印子講到了這些。

嚴敏70 年代出生,90 年代從上海戲劇學院電視編導專業畢業進入電視臺。期間出走辦公司,于十年前接受邀請回到電視。按照某種刻板印象來看,他算是典型的電視人—忙、急,同時事無巨細。

從2015 年開始,嚴敏導演了《極限挑戰》的前四季節目。孫紅雷、張藝興、黃渤、黃磊、羅志祥、王迅—在今天看來,最初的六位常駐嘉賓是天造地設的節目組合。在大部分的節目里,六人被節目組丟到真正的公共空間里。在不同的任務背景下,他們表現自如、笑料百出,角色碰撞之間,竟然還有觸動人心的東西,連嘉賓本人都感到意外。《極限挑戰》從一開播就很受歡迎,六位常駐嘉賓因此人氣大增。嚴敏身居幕后,但時間長了,觀眾像喜歡常駐嘉賓一樣喜歡他,會追看他的動態,在他的社交媒體上留言。

嚴敏喜歡利物浦。在他小時候,這是稱霸世界足壇的俱樂部,嚴敏從小時候一直喜歡到現在。《極限挑戰》有點足球俱樂部的意思。六位嘉賓是球員,有技術基礎。導演是足球隊教練,做戰術保障,和足球比賽一樣,每場錄制都有未知的狀況,一起經歷,感情篤深。

在《極限挑戰》第一季有一期把很多人看哭,最小的張藝興被大哥孫紅雷騙了。孫紅雷趁著張藝興去上廁所,拿著張藝興在節目中的金條開車跑了。本來會是一個好笑的跌宕,鬧著過了就行了。結果因為張藝興單純直楞的性格。搶金條的孫紅雷真內疚,張藝興真難過。成員們也有跟著動情,黃渤見到張藝興真的因為欺騙受傷后,一邊說來了個好孩子,一邊擁抱他。以至于那一期節目的推動其實不是斗智斗勇逗笑,一切都圍繞著這個真的感情點在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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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極限挑戰》取得高收視率之后,很多節目想照著《極限挑戰》的樣子學。他們挑選嘉賓,劃定角色,編寫劇本,覺得人設立起來就成了。但嚴敏知道,這樣成不了。節目這樣錄只會出現架空的人,不會是好的真人秀。他知道很多節目錄制的時候,明星們就像一家人一樣,但攝像機一關一人一輛保姆車以最快速度離開,從來不和大家一起吃飯。《極限挑戰》的錄制是先讓大家一塊兒待著,并且最大限度地把藝人的工作團隊剝離掉,要真正的相處。在這種環境下,藝人之間會很自然地形成一種關系。他們在節目中選擇延續這種真實的人物關系,再在節目中給他們足夠的設定和壓迫感,以此激發出更真實的互動。是欺負弟弟的哥哥,那在節目里就繼續;是狡猾的狐貍,就做狡猾的狐貍。

“人設在某種意義上是偽命題,尤其真人秀當中的人設是一個偽命題。” 如果非說人設,那也是“先有集體,才會有人設”。第四季《極限挑戰》結束,嚴敏不再繼續導演,即將離開《極限挑戰》。嚴敏想起自己跟著父親參加戰友聚會的經歷。“他們互相談過往的經歷,互相擠兌,外人很難插得上話。”“一起上過山,一起下過海。”這叫做集體。

第四季最后一期節目結尾,黃渤一個人坐著,把成員們寫給彼此的紙條一一打開。看完黃渤感慨:“人一輩子能交一個朋友挺不容易的,這個節目就突然給了你這個機會,強行把六個人就這么合適地拉到一塊兒。一塊兒走過了四年,四年的好朋友,四年的相愛相殺。”

人設沒用,劇本沒用。但回溯起來,《極限挑戰》也有很多“機巧”。喜劇分兩種,一種叫做鬧劇,用夸張的語言、夸張的動作營造喜劇的效果。另一種是結構性喜劇,靠人物的個性、人物關系、人物間的戲劇沖突形成喜劇效果。基于六個人的人物關系,節目組在《極限挑戰》當中注入了結構性喜劇的框架:爭奪財產繼承權、一場綁架和營救、冰塊搶奪大戰等等。

節目當中的任務帶出嘉賓的行動。在任務的設置上,節目組有一個很關鍵的法則。《極限挑戰》從始至終都只設立開放性的游戲任務,最簡單的:自己在完成任務的過程中解決午飯,這就夠讓成員們想出各種花樣來。

這讓拍攝很難控制,但它可以極盡可能地展現人性和關系。類似于跑步這樣的游戲任務,它只是一場簡單競技,誰跑得快誰就贏。如果放在節目當中,它可以成為一場好的體育比賽。好的游戲要憑智力、憑運氣、憑體力、憑各種各樣的可能性取勝。嚴敏認為,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得到一個好的真人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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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最初的錄制開始,不管是經常飾演各種社會角色的演員黃渤,還是新晉青春偶像張藝興。節目中的任務不會因為他們是明星,而避諱當下社會里人們的生活日常,乘地鐵、搭摩托、送快遞、開出租、擦玻璃……沒有跳躍鍵可以按,任務一開始,他們就要像所有人一樣去面對和度過眼前的生活。這是嚴敏在這檔節目里很堅持的東西,這不是他一時興起想到的節目花樣,而是源于他做了這么多年電視工作后一個很重要的感想。”

“電視依然是最便宜的文化產品。所以很多電視工作者管自己叫電視民工。他們覺得電視就是工業流水線上生產的消費品,自己好比流水線上的一個工人,我們只要做到這里就可以了。”嚴敏覺得這樣不合適。他覺得電視工作者有責任告訴觀眾什么是好的東西,而不是隨便弄點東西,就把大家糊弄過去了。

“你可以用大家看得懂的形式去做,但你不能弄low了。你得把你認為的好的、對的、有助于他們更好地認識世界的道理用他們聽得懂的方式去講給他們聽。如果你只去糊弄,去附和,很多事情就沒有進步。”

嚴敏認為“一個在前進中的、轉型期當中的社會有美好的一面,也有還不足夠美好的一面。我想通過節目告訴大家這樣一個事實,并且讓大家用積極地態度去面對這樣的一個社會。”關于離開《極限挑戰》,因為涉及到另外的新的團隊,他不愿意多談,但嚴敏很肯定地講接下來還想做這樣的現實主義的節目。”

嚴敏覺得自己做的類似于是一種守望者的行為。源自塞林格的長篇小說《麥田守望者》,守望者站在懸崖邊。要是有哪個孩子往懸崖邊奔來,守望者就把他捉住,以免孩子跌落。

“我還是想去盡可能地關注現實、情感、代際、階層、城市化……翻開現在的各個節目,很少有現實主義的作品在播出,這一塊的內容我覺得我可以做很久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