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曹斐

執行：曹藝小

統籌：韋祎

? Cao Fei

概念：曹斐

執行：Bocian

統籌：韋祎

? Cao Fei

作為中國最具全球知名度和影響力的女性藝術家之一，曹斐當之無愧是“時代先鋒”。然而，在內容策劃和制作的過程中，我們逐漸放棄了再去重復描繪一個在時代浪潮里運籌帷幄的激昂形象。攝影師黃楚桐和作者李君棠都不約而同地轉而捕捉和講述我們所看到的更加真實的柔軟、脆弱，甚至悲傷。

V中文版兩周年之際，首次發布兩張藝術家概念封面，均由曹斐提出概念創意并監制。第一張的靈感來自曹斐手機中一張丈夫不小心睡在數據線上后背壓出了清晰痕跡的照片，我們在模特背上通過數據線復刻了組成V形狀的印痕；第二張的創作構思由曹斐提出用簡潔的布料來纏繞包裹住一本時尚雜志，于是我們購買了她挑選的一款布料，包裹著的是在校對中的V中文版兩周年刊彩樣。

當觀眾走進曹斐在悉尼新州藝術博物館的大型特展“歡迎登陸”，會在展廳里看見一個小小的白房子：橘紅色和黃色的墻紙、紫色窗簾、綠色沙發，墻上掛著彩色鉛筆畫，構成一個明亮的世界。風扇在頂上呼呼轉動，電視還在播放畫面，仿佛主人剛剛離開，不久后就要回來。

這個裝置名叫《相思木》，獻給一位已經不在人世的藝術家：曹斐的大姐小耘。電視里播放的是紀念小耘的紀錄片。曹斐收到新州藝術博物館的展覽邀約時，小耘已確診晚期癌癥，妹妹決定創作一件作品，把大姐的畫作、她所見的生活、別人眼中的她，都融入其中。房間內部展出大姐的畫作，播放妹妹為大姐拍攝的紀錄片，放置了家庭內部的往來書信。這個裝置本身就是兩位創作者的彼此嵌套，如同一個持久的擁抱。

在紀錄片的開頭，曹斐向大姐講述了紀錄片的意圖。大姐有點悵然地回答：“你選擇的對象是一個悲劇。”

這也許不是曹斐第一次嘗試挽留、保存注定消逝的事物。2011年，曹斐意外在北京酒仙橋地區遇到已經停止運營的紅霞影劇院，又在四年后把借它作為研究對象，從它蒼涼的時刻往回溯，去尋找它鼎盛時代的樣子。紅霞影劇院曾經服務于北京有線電廠的職工家庭，是那個時代集體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又在市場經濟浪潮下逐漸沒落，在2023年被徹底拆除。曹斐開啟了《紅霞》項目的創作，嘗試記錄紅霞影劇院背后所埋藏的中國電子工業發展史，以及在歷史的縫隙之中，一代人生活過的痕跡，并由此延伸想象：如果紅霞關于未來的夢持續做下去，會產生一個怎樣的世界，而在那個世界當中，人們又會如何生活。她搜集了大量資料和口述歷史材料，創作了一系列影像和裝置作品。直到紅霞影劇院即將拆除，她邀請獨立音樂人熊熊作業站在廢墟中拉手風琴，唱他的歌《八九點鐘的太陽》，歌詞里說：“在每一個逝去的日子里，它仍然閃閃發亮。”整個調子是一種克制的感傷。

曹斐應該擅長告別。她見過一個時代消逝、一座建筑倒下、一代人四散。但是，在剪輯關于大姐的紀錄片的過程中，她數次哭得不能自已。曹斐發信息告訴二姐“丹”，丹回復：“哎，這是你自己選的。如果是我，我十年內都不敢觸碰這個東西。”

如果對比展覽當中《紅霞》項目與《相思木》的呈現內容，也許會發現一些相似的具有檔案性質的東西：都會展示過去的照片、使用過的物件、舊文件。只是這一次，曹斐的研究對象是家庭內部的關系，是與自己血肉相連的一段歷史。用這種眼光打量自身，檢視回憶，再誠實地展現自己的脆弱，需要極大的勇氣。她作出了選擇。

許多人回避談論死亡。而曹斐總是認真去看那些被回避的、更脆弱的事物。在珠三角地區工業紅紅火火的時候，她把鏡頭對準車間里的工人，拍了《誰的烏托邦》；在快遞業發展，邁入日億件時代的時候，她拍了《11.11》，把鏡頭對準快遞員，拍一個快遞員和妻子、孩子坐在一起，想象未來的生活。在一切轟然前進的時候，她會去聽微小的聲音。大姐小耘在90年代移居悉尼，和家人分隔兩地，在整個《相思木》項目中，曹斐走了一遍大姐生前喜歡去的地方，采訪了家人和朋友，找出過去的信件，重新梳理了小耘的個人史。

小耘置身于澳大利亞主流社會之外，她畫身邊的人、窗臺邊的植物、散步時見到的樹，把它們抽象為明亮的色塊和形狀。這些畫作極少得到展出機會，在她生前未受人關注，但這并未打擊小耘的創作熱情。有時想起和姐妹們在廣州美術學院成長的年代，小耘還想，如果有機會，再畫一畫美術學院里的植物。那成為一個未竟的遺愿。曹斐按照姐姐畫作的樣子，選擇她喜歡的顏色、她創作的圖案，去找她畫里相似的圓形花瓶，布置了一個想象的房間，來展覽姐姐的畫。在這個房間里，曹斐附上了大姐去世后自己寫的信，這也成為展覽中觀眾常常拍攝下來并傳到社交網絡上的一個部分。在信里，曹斐寫道：“你現在奔向的那個‘極樂的世界’，好奇在那里你會先見到誰呢？……澳洲的夏天聽說要結束了，而我們的夏天卻要來了。”從分處于兩個半球的距離，到天人永隔的距離，她面對了這一切。在展廳布置結束時，她抱著策展人曹音哭了一場。

“我希望通過這個展覽，大姐的作品能留在美術館。她（在生前）可能沒有迎來過職業上的肯定，那么我覺得至少在她離開以后，能有一個遲來的認可。”曹斐把《相思木》捐給了新州藝術博物館，大姐的作品從此有了安放之處。更重要的是，有更多的觀眾在這間臨時的、想象的房子里，沉浸在小耘的世界當中，帶走與她相關的一部分回憶。很多人在這里流淚。后來，曹斐請博物館的人員在這里放了一個紙巾盒。這是展覽中不常出現的設置，私人情感穿透了作品，而觀眾也會和它產生更深度的聯結。

在創作《相思木》的過程中，曹斐也把目光投向悉尼這座城市，以及華人移民在此地所經歷的一切。她走進市中心的唐人街，遇到了在疫情后停業的富麗宮（Marigold）酒樓。第三代移民Peter（皮特）掌管著這里的鑰匙，打開門時，到處都散亂擺放著桌椅，能聞到一股廚房的油腥味，在物件的表面泛著油膩。富麗宮在唐人街運營了39年，主營粵菜，在這期間，它不但是日常餐飲的去處，讓許多華人移民的鄉愁有所寄托，也是婚宴、公司年會、壽宴的舉辦地，見證了許多當地人的重要人生時刻。曹斐還發現了一個紅木的手推餐車。曹斐小的時候，在廣州的茶樓里，點心總是裝在餐車里推過來，服務人員會向食客推銷茶點。但如今，許多餐廳改用掃碼點單，餐車也沒那么容易見到了。而餐車承載了她在改革開放以后，手里有一點可支配零錢的學生時代，和同學、朋友一起去吃夜茶的回憶——在晚飯過后，仍然有消耗不完的精力，就到茶樓去，點豬腳姜、蛋撻、春卷、麻球、牛雜。這個已經遠去的回憶，又重現在大洋彼岸。

她把手推餐車推進藝術博物館，連同富麗宮的水晶吊燈、桌椅、展柜一起，在展廳里重現它的輝煌時刻，致敬一個消逝的時代。Peter和富麗宮也出現在她拍攝的《嘻哈：悉尼》影像里，她請來了不同職業、不同代際的悉尼華裔，在鏡頭前跳舞，背景是移民生活里常見的商業業態：美甲店、亞洲超市、火鍋店、餃子店、電影院，音樂則用了韓裔說唱團體1300的歌曲。一位房地產中介在悉尼歌劇院前用自拍桿拍攝，笑言這棟樓她賣不掉。和曹斐以前創作的許多影像作品不同，《嘻哈：悉尼》采用豎屏拍攝，她也因此研究了很多舞蹈短視頻，想知道如何更好地記錄華裔的“當下”。影像的構圖方式也在更迭。曹斐注意到，許多人在拍照的時候，不再把手機橫過來，而是直接單手豎著拍。而曹斐愿意主動擁抱這些變化，去找到更適合自己表達的創作手段——豎屏拍攝的《嘻哈：悉尼》以三聯屏幕的方式呈現，人物在屏幕當中，有時彼此互動，有時重復出現，有點像是古典的三聯畫，極具“當下”性，又有與傳統聯結的部分。

在影像的結尾，一群年輕人站在站臺上等車。站臺位于一棟超市大樓的頂層，在它的黃金年代，有列車可以直接到達超市，而如今隨著超市逐漸凋敝，列車已經不會再來。無論我們是否愿意，總是要練習告別：一輛餐車，一個站臺，或者故鄉。而每一個人對消逝事物的處理方式，也許映照的是自己的內心。

在我們與曹斐交流的時候，華語世界正好因為名人離世的新聞而震動。每一次令人難以置信的死亡，都會挑起那個在日常生活中諱莫如深的議題。對于曹斐來說，她在直面親人離世之后，反而獲得了療愈——再在家里看見大姐的照片時，她會釋然地笑。做完了這一切，她相信大姐也能以某種方式感受到，而她也因此獲得了新的視角。“人類的生跟死……或者說能夠感知的這些可名狀的苦痛或者離別，它們都是作為人類本身的組成部分，豐富了我們存在的結構。”

再回到新加坡時，曹斐在車上看著掠過的風景，突然意識到這些人和事物，在她不在此處時也在流動，就像這個世界在姐姐不在以后仍然在轉動。但是這并不代表新的事物不會輕輕生長。在紀錄片的最后，曹斐和姐夫一起，找到了相思木，那是姐姐生前畫過的植物，也是澳大利亞的國花。這是一個嶄新的回憶，也是一種身后的理解。

Q&A：

V：要創造改變，第一步也許是積極打破規則。如何獲得打破規則的決心和勇氣？

曹斐：重要的是如何與規則游戲，而不是僅僅為打破而打破。

V：對你產生過具體的積極影響的一位女性是誰？

曹斐：我的母親。

V：給即將或剛剛進入你所在的這個行業的年輕女性一個建議。

曹斐：藝術是一個長期主義的事業。

出品：李曉娟 / 監制：滕雪菲 / “everywomen”策劃：韋祎 VE / 人物攝影：黃楚桐 Eponine Huang / 撰稿：李君棠 li Juntang / 造型：Jingjing / 妝發：丁少凡Milo Ding / 服裝助理：YEAH、圓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