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虹
以前總有人跟陶虹說:“你將來女扮男裝肯定特好看。”之所以會這么說,可能某種程度上緣自她的性格——有勁兒,像北京冬天的冷風,小刀子似的。
導演葉京曾邀請陶虹出演電視劇《夢開始的地方》的女一號,看過劇本以后,陶虹卻相中了另一個叫小惠的配角,葉京斷言她一定不會真的來演。可后來,陶虹還是圍上了灰白色的圍巾,和一幫男孩在什剎海的冰面上“欺負人”,她真的成了小惠,一個并不是那么“好”的、外表蠻橫實則膽小的丫頭。“我是站在我的角度來評判一個角色,不代表所有人,但我的評判是以我能駕馭它為準則。能夠真誠地看待自己的能力和道路,是需要清醒的。”陶虹說。
直到后來真正嘗試過一回男裝,陶虹才發現細眉配彎月眼的自己并不適合。“沒試的時候就覺得好奇,試了才發現也沒那么好看。”“這個活兒”她干,不一定會漂亮。這被陶虹視作探究自我邊界的方法,至少是于角色層面上的。“演員的塑造能力從來都不是無限的,你可以努力地去拓展這個邊界,讓范圍更大一點,但仍舊是有局限性的。”
人對于自我的評價有太多來自于外界,甚至從相處時間上來看,和別人在一起的時間也遠遠超過獨處。“所以總會處于期待的狀態,等待著別人對你的否定或肯定。”這是陶虹的觀察。
在所謂淡出公眾視野里的日子里,陶虹偶爾會碰到喜愛她的觀眾,大家為了她不再頻現銀幕而感嘆惋惜,她對此心懷感念,卻也沒打算做出任何改變。事實上,她終于有時間面對自己,和自己相處了,這對于一個長久被陌生目光注視的人來說,彌足珍貴。
陶虹
一位頗具典型通病的媽
許多在電視劇《小歡喜》拍攝現場看過陶虹表演的人都會脫口而出:“我媽就這樣。”她叫宋倩,重點中學的金牌物理老師,生活無虞,摯友相伴,或許和丈夫離婚是被外界認為的唯一遺憾。如果說整部電視劇里有“反面角色”的話,陶虹覺得可能就是自己演的宋倩。在戲里,其他幾對父母也偶爾會“打”孩子幾下,但那份愛意在,可宋倩不一樣,陶虹覺得她好像一直都找不到愛別人的方式,也忽略了被愛的感受,“老是擰巴著的一個人”。
這個時代的一切都太快了,速度為這個時代的女性帶來了與日俱增的不安。在陶虹的意識中,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不安全感來自于“人物關系”的驟然改變:“今天還如膠似漆,明天就可能完全成為陌路。”宋倩是這個時代許多母親的折射,盡管經過戲劇化處理后略顯極致,但宋倩的諸多行為和情緒依舊具有普遍意義,這也是陶虹之所以接下這個角色的原因。
“在原生家庭關系中,孩子會下意識地彌合父母之間的間隙,會覺得那個是自己的責任,所以父母間的溝壑越寬,孩子所承擔的那一部分責任就越大,戲里宋倩和女兒的關系就是非常典型的。”因為離異后父親缺位,女兒主動替代了父親的位置,時時需要關懷著宋倩的情緒。“到最后孩子崩潰了,她不能明白這到底是出了什么事兒,她承擔不了。”。
我們時常會用堅強獨立作為衡量一個孩子是否長大的標尺,新聞里也總能看到諸如“幼童獨自撐起一個家”的標題,陶虹卻說:“有沒有看到堅強和獨立背后還有兩個字,叫‘絕望’?”她覺得一個孩子在不適齡的情況下做到了堅強和獨立,是因為太早見過絕望了,只能“生努著要去堅強”。在已為人母的陶虹看來,一個在正常情感關系下長大的孩子,到了一定年齡自然就會獨立了。“因為孩子的能量上來了,你不讓他承擔他都要承擔。”
那個“人各有命”的命,也許不只有“命運”這一種解讀,或許還是不同生命個體的不同成長速度吧。
陶虹
早已“完成”人生理想的主婦
做運動員的時候,陶虹所在的花樣游泳隊沒有屬于自己的泳池,四處向別人借。大學畢業以后陶虹進入國家話劇院的前身中央實驗話劇院工作,也一直沒能有個屬于自己的劇場。“求爺爺告奶奶的,要求建一個也建不成。”當年上級領導去陶虹的單位做調研訪問,她跟領導說自己練了十年體育都沒有趕上自己隊的游泳池,現在又干了十年演員,希望在退休之前能看到自己劇院的劇場。
大概是因為很小離家又練了體育的緣故,陶虹的生活里一直充滿著競爭和動蕩,要不停地移動。所以她老是希望能有一個穩定的狀態。“很早就開始沒有歸屬感,不是說心理層面的,就是身體,物理上的沒有歸屬感,就會希望有一個穩定的東西。”從某種層面上來說,陶虹想要當家庭主婦的念頭,便是對這種心理的最好補償。
“在我看來,你干什么事一定是你想干的,如果它以犧牲作為前提,那事情本身就已經不平等了,就變成你在為對方做這事。你的人生為什么要為別人去做這件事,你自己去哪里了?你要不要做這件事就是一個決定,你要做就是你的決定,沒人有權利來決定你的人生,所以不存在犧牲。只是可能會有遺憾,在最發光、發熱、發亮的時候,旁人都對我還有更高期望的時候,忽然甩手不干了,把似乎看上去大好的前程就這么丟掉了,很多人替我遺憾。”
不久前,陶虹被邀請參加一個“女干部培訓班”,盡管現在她都沒鬧明白原因,但是培訓里的講座她卻聽得津津有味,覺得有趣。當天一位女部長分享了自己的經歷,她說每天無論到家多晚,“脫了鞋以后就系上圍裙開始干活”,仿佛這是一種美德。一位事業有成的女性,做到了所謂事業與家庭的平衡,但在場的女性們卻隨即發問,為什么從來沒有這般要求過男性?
女性真正開始承擔社會角色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因為男性大多陣亡或仍留守戰場,社會運轉產生阻力。面對現實情況,不得不允許女性參與到社會工作中。從那時算起至今,也不過七十多年。“一個在社會上混了七十多年的群體,非要跟混了上千年的群體爭平等,那真的是一條漫漫長路。平等的路還很遙遠,所以這事也不能著急,都是過程。”陶虹說。
自稱“晚婚晚育”的陶虹沒能得到過多來自長輩的幫助,暫且不說擔憂老人勞苦受累,單就育兒知識一個方面來說,上一輩人的經驗已然逐漸老化。教育孩子,成了一個充滿嘗試與革新的過程。陶虹說:“所以女性在這個時代是不容易的,但同樣也是精彩的,因為許多女性有了想去嘗試的心,總比覺得理所當然的人有動力,對吧?”說著,陶虹瞇起眼睛笑了。
陶虹
成敗都是精彩
大二下半學期,陶虹和同班同學段奕宏排演的片段,拿到了中央戲劇學院自建校以來唯一的一個滿分。那天,之前從沒想過真的要以演員為職業的陶虹問了自己一個問題:“我真的將來要干這行嗎?”
其實,這些年陶虹從沒離開過表演,盡管影視作品產量不高,但她卻也一直站在舞臺上。陶虹笑著說:“有時候覺得也挺逗的,最后結婚還是選擇了跟這份職業有關的人,就是因為完全有共同語言,可以跟他探討表演和藝術、戲劇和影視。”她仿佛不停地在這個事情里“滾”。
采訪的前兩天,陶虹和丈夫還一起去了上海戲劇學院看表演系學生的演出,參加演出的學生都是在日常教學中嘗試學習了一套來自美國的表演體系,這場演出更像是教學成果匯報。看完之后倆人討論,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接受程度,說到底都是如何運用一種工具。陶虹發覺:大一的學生專業知識不多,反而容易接受新理論;大二的學生因為有過一年的學習經驗,在接受新理論時,往往存有質疑。
她說,看到戲劇學院里還有那么一群兢兢業業地在專業上有所追求的孩子,是“挺可貴的,挺好的”。
“聽聞您想做導演?”
“無非覺得這事好玩,就想玩,但是非要頂著一個名頭才能玩嗎?其實也未必。是要名頭這件事重要呢,還是玩這件事重要?其實過去老是講重在參與,可是又有幾個人懂得什么叫重在參與?都是重在得結果,想要那個結果。”
陶虹在采訪里分享過一段視頻,一個靈巧的胖男孩在兀自跳著芭蕾。陶虹說她希望自己能像那個男孩一樣,快樂著、放松著、享受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