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延

如何生、如何死、如何活著？

“今天是我兒子的生日。”采訪當天，韓延突然提起。六年前的12 月7日，31 歲的韓延成為了父親，第二天，他導演的新片《滾蛋吧！腫瘤君》在北京開機。

妻子待產(chǎn)的最后一天，他住進了醫(yī)院附近的酒店，忙進忙出照顧待產(chǎn)妻子的同時，還要遠程溝通開機前的籌備工作。一邊是迎接新生命，一邊是講述一個關于疾病和死亡的故事，那段時間，如何生、如何死、如何活著的命題不斷在韓延腦子里轉。

兒子如期順利出生，護士抱著一團被被子包裹的小小的東西給等在門口的韓延看。韓延有點懵，沒有想象中的感動和一瞬間成了父親的感覺，只記得護士不斷提醒他：“千萬要托著脖子，孩子太軟了。”聽了這話，韓延沒敢抱，也不敢動手動腳，甚至都沒摸上一下，兒子就被抱進觀察室了。

安頓好妻子和孩子，韓延立刻回到了《腫瘤君》劇組所在的酒店。走進自己的房間，全世界都安靜了，他坐下來，回想這一天發(fā)生的一切，感動、感慨、責任、生命……各種復雜的情緒和感觸才一下子都涌了上來。

拍攝《腫瘤君》的整個過程，韓延只見過一次兒子。“那天收工早，趕緊回去看了一眼。”再見到兒子就是電影殺青之后了，不到兩個月的時間，產(chǎn)房門口的“那一團小東西”已經(jīng)會笑了，有了那么點小孩子的模樣。

后來，韓延經(jīng)常會想起《腫瘤君》殺青后的那段時間。孩子還小，正是磨人的時候，晚上經(jīng)常要喂奶、換尿布，時不時地哭鬧。剛好，那段時間韓延晝夜顛倒，晚上極少睡覺，父子倆莫名多了很多單獨相處的時光。漫漫長夜，兒子睡了醒，醒了睡，韓延就一直在旁邊。孩子當然不曉得，韓延也沒法和他互動，但那是他們父子倆為數(shù)不多的單獨相處的時間。“當時你沒這感觸，都是后反勁兒的。”韓延說。

韓延

成為父親讓“ 活著” 變得具象

韓延覺得，自己和《滾蛋吧！腫瘤君》挺有緣分，電影幾乎和自己的兒子同時降生，他自己的生日又是電影原型熊頓去世的日子。“好像冥冥之中提示我，要對生命的思考多一些。”韓延說，在兒子出生和遇到《腫瘤君》劇本之前，他對生命和活著的思考是文藝青年式的，“特別形而上，特別宏觀”。后來，這種思考變得具體了。“你面對一個個具體的人，特別瑣碎的孩子的成長，還有劇本里一個和你差不多大的人，得了實實在在存在的疾病，她要去抗爭，當你開始在這個生活的維度探討生命時，就會覺得之前那些飄在空中的人生探討有些虛無，有點矯情。”

這緣分一直延續(xù)到現(xiàn)在。新片《送你一朵小紅花》是今年6 月11 日開機的，從決定把它拍出來到最后成片，過程特別快，“和當年的《滾蛋吧！腫瘤君》一樣”。

《小紅花》從兩個患癌癥的年輕人韋一航和馬小遠切入，講的是幾個抗癌家庭的故事。“我不想講疾病本身多疼、多難治，那是科技該解決的事。《小紅花》想探討的是一個更普適性的話題——如果你的家庭有人生病，這個家庭會面對什么，要怎樣度過。”《送你一朵小紅花》是韓延計劃拍攝的“生命三部曲”中的第二部。想拍“三部曲”的想法早就有了，《小紅花》的主線故事其實是《腫瘤君》時留下的遺憾。“《腫瘤君》講一個個體抗癌的故事，我當時也拍了很多展現(xiàn)熊頓家庭的戲，但最后沒用在成片里。”韓延還記得，有場戲是講熊頓化療剃了光頭，父親來看她，中間出去買了趟東西，回來時自己也剃了個光頭，熊頓做完檢查正好看到了這一幕。

韓延

一家人心里都明白，但都沒矯情煽情，父親就舉重若輕地說了句“太熱了，剃了涼快”，但一個家庭面對女兒的疾病，其中有多少心酸、多少愛和多少小心翼翼就都呈現(xiàn)出來了。

《小紅花》拍的就是這樣的抗癌家庭的故事。電影里有一幕，與《腫瘤君》有著某種聯(lián)結：《腫瘤君》里，熊頓有個室友小朋友叫毛豆，毛豆得的是白血病。當年飾演毛豆父親的演員李曉川出現(xiàn)在了《小紅花》里，他依然是毛豆的父親，自己的孩子得的依然是白血病。“我想給觀眾一個暗示，在韋一航和馬小遠抗癌時，樓上的熊頓和毛豆也在和疾病作斗爭，這是同一時空里的世界，每個人都不是孤立的個體。我要拍的‘生命三部曲’內部，彼此是有關聯(lián)性的。”韓延說，拍“生命三部曲”的想法雖然早就有了，“但不能著急，我需要慢慢生活，對生活和生命的感悟是急不來的”。

《小紅花》的主線故事寫于四年前，但當時，很多細節(jié)韓延還沒想好。他也沒太著急，手頭還有別的項目在做。

直到今年疫情期間，韓延突然覺得《送你一朵小紅花》的故事必須要講了——不管劇本完不完善，準備充不充分，電影都得拍了，那是一種創(chuàng)作者再也壓抑不了的表達欲。

韓延

“ 只是活著就已經(jīng)足夠艱難了”

今年再回看四年前《小紅花》的劇本，韓延覺得，大方向和故事都是對的，但很多細節(jié)和情緒沒那么準確。疫情和疫情期間家里發(fā)生的事，讓他對故事里人的遭遇和情緒有了更深的理解。

特殊時期的大半年，新聞里滾動播放著各種生生死死的相關數(shù)據(jù)，從國內至全球。韓延家里也有兩樁關乎生死的事，家里的事比冷冰冰的數(shù)字生動得多。

因為要在一起過年，韓延一家三口、韓延的父母、妻子的父母，一大家子都聚在了一起。當時，誰也沒想到，這一聚就是三個月。“你想想，全家人住在一個房子里這么久，其實挺可怕的。”韓延說，很多家庭問題他都是第一次面對。

疫情暴發(fā)沒多久，韓延的父親生了小病，有點咳嗽，全家人一下子緊張得要命。“我們就在北京，沒出過門，不會被傳染新冠肺炎，但那樣的大環(huán)境和氛圍就會讓你不安。”家里人騰出了一間屋子給韓延的父親，吃飯、喝水、吃藥都是家人給送到屋子里。這么過了兩天，第三天，父親和韓延說話，說著說著突然哭了，哭得跟個孩子似的。“那眼神，像是在求救，他怕我把他送到醫(yī)院去，他也覺得內疚，給我們添麻煩了，還有恐懼、委屈、孤獨……很復雜的情緒。”韓延慌了，他沒做好準備面對父親的眼淚，一時間說不出話。“中國式的父子關系，你沒法走上去抱抱他，做不出來，說什么也都不對，我就只能沉默，長時間地沉默。”

在北京，韓延有四個關系特好的朋友，幾個人是一起從老家山東跑來北京的。這兩年，其中兩個朋友的父親患胰腺癌去世，一個朋友的母親發(fā)現(xiàn)了早期肺癌，還好治療及時。去年，韓延的阿姨患乳腺癌去世。今年3 月份，岳母又查出了乳腺癌，現(xiàn)在正在康復期。“這一系列事，尤其是岳母生病讓我發(fā)現(xiàn)，所有家里有病人的家庭，經(jīng)濟狀況可能不同，治療手段可能不同，但他們都有一個共性，那就是當你家里有一個病人時，病人的心態(tài)和情緒，還有整個家庭的心態(tài)都會產(chǎn)生微妙的變化，如何去面對疾病，如何調整關系，這是每個人都會遇到的問題。”

韓延

這種心態(tài)上的變化朋友感受過，后來韓延也體驗到了。岳母的手術做得非常成功，可以說是痊愈了，但老人自己走不出來，她不太和家人一起吃飯，也不愿意和大家一起出門。“她心里肯定懸著，害怕復發(fā)，更重要的原因是自卑，覺得自己是負擔。我們作為家人，不能冷落她，但像打了雞血一樣哄她，對她熱情，老人就更覺得大家有事瞞著她。”韓延深深地體會到這種家庭關系的微妙，當年那些想象和杜撰的細節(jié)、情緒突然有了現(xiàn)實依據(jù)。

《小紅花》是個用細節(jié)堆砌起來的電影，其中夾雜著太多這幾年韓延經(jīng)歷的事、遇到的人。電影里，韋一航母親突然對車窗外的乞討者發(fā)脾氣的事，是韓延從自己的經(jīng)歷里轉化來的。有一次韓延被工作和搬家搞得情緒很差，正無處發(fā)泄，一個打電話過來的房產(chǎn)中介撞在了槍口上，韓延把所有的怒火都發(fā)泄在對方身上了。“生活壓力大的成年人，生活中沒有發(fā)泄口，很容易遷怒陌生人。”還有電影里醫(yī)院門口的陌生人，聚在一起加油打氣的病友，成年人的突然崩潰……“情節(jié)可能是創(chuàng)作的，但我可以說，《小紅花》里人物的所有情緒我都真實地經(jīng)歷過。”韓延說，如今，他和電影里的人物一樣，曾經(jīng)覺得夢想最難，現(xiàn)在知道，只是活著就已經(jīng)足夠艱難了。

拍完《動物世界》后，韓延被認為是國內探索類型片最成功的幾個年輕導演之一。一邊拍著《腫瘤君》《小紅花》這樣探討生命的劇情片，一邊在嘗試高度類型化、工業(yè)化的電影創(chuàng)作，韓延的導演方向有點讓人捉摸不透。“《動物世界》那樣的電影，滿足的是我對類型片和技術的好奇心，可能到了一定階段，好奇心滿足了就可以不探索了。但劇情片是一直會拍下去的，因為你只要還活著，就會有新的生命感悟，就一直有想講的故事。”韓延說。

監(jiān)制：任博 Renee Yam / 攝影：FanRan 范然 / 策劃：梅紅妹 Timmy / 采訪、撰文：宋彥 / 造型：陰博文 Blair Yin / 妝發(fā)：劉姍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