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媽”杜青：大媽的正確打開方式

特邀撰稿  陳璐

杜青今年68歲，操著一口純正的京腔，性格開朗，為人熱情，處事颯爽，是大家印象中典型的“北京大媽”形象。

在小紅書上，她的網名依然是“北京大媽”，然而在杜青和兒子共同創作下，這個有著2.7萬粉絲的小紅書賬號為“北京大媽”賦予了先鋒、時尚的概念，走出了一條老年生活的新鮮蹊徑。

搞搞時髦

面對鏡頭的杜青，展現出一種近乎奪目的表現力，松弛，自信，不怯于向鏡頭展露外形真實的狀態和內心真實的情緒。“時髦感”從來不是某種制式化的標準，而是生命力的彰顯，杜青又一次證明了這一點。

“北京大媽”小紅書賬號上的照片都有著來源于生活又超脫于現實的獨特質感：杜青時而是身高比肩摩天大樓的巨人，時而是頂著一顆黃瓜色腦袋的“三頭六臂”，時而又身披AI電子衣cos游戲人物。這一系列充滿想象力的構圖風格來源于杜青的兒子，歸國藝術家饒饒。2022年前后，饒饒從海外歸國，他鼓勵母親去嘗試探索當下新興的社交媒體，幫助母親拍攝、制作具有“超現實主義”風格的視覺作品。“一開始就是隨便發發，后來有一條筆記一下子點贊量超過了11萬，當時我都傻了。”

最初的視覺策劃完全由兒子把控，如今杜青也會把自己的想法加入創作，“我現在慢慢理解了什么是超現實主義，就是你通過這種藝術手段，把內心向往但現實無法實現的想法體現出來，是一種很有意思的體驗。”

成為“時尚博主”之后，杜青在生活中也開始嘗試更多不同的穿搭風格，穿著長裙配一雙匡威鞋，或者在外套里再加一件挺括的背心增加層次，嘗試那些在老觀念里“不應該”出現在老年人衣櫥里的單品。“我身邊有些老年人朋友會說，我們就是天天買菜做飯帶孩子，沒必要打扮，我就會勸她們，我們老年人也要打扮，也要漂亮，出門的時候也要描描眉毛畫個嘴唇，這些不是給誰看的，是做給自己的。”

在最近發布的一條小紅書視頻里，兒子和杜青專門策劃了一期菜場買菜的fit check，杜青穿著嫩粉色的裙子，一邊熟稔地選著青菜西紅柿，一邊檢查著自己的妝容，涂上一支薔薇色的口紅，視頻里的她顯得自信、陽光而時髦。

“我的內容一定是積極向上的，可以給大家傳遞一種和大家印象里的老年人不一樣的狀態的，我不會拍那種看起來就愁眉苦臉、負能量的東西。”

不用怕老

杜青年輕時是學管理的，上了師范，當了六年的少先隊大隊輔導員，后來又開始帶數學課。改革開放之后，杜青去了一家上市公司做市場銷售。退休后閑不住的她又來到一家私人公司繼續工作。大半生都走在時代和市場的前沿，杜青一直保持著新鮮、開放的心態。

十幾年前剛步入老年狀態的杜青，也曾經歷過更年期的不適。那時的她沒有消沉自棄，一直在主動尋找解決的方法，后來她開始去健身房，規律地健身、運動，在積極的狀態下漸漸走出了低落的狀態。“我無論做什么事都不會畏手畏腳的，只要想好了我就會去做。”

在正式開始做“北京大媽”這個賬號之前，杜青也像在工作中做市場調研那樣，看了很多小紅書上的時尚、藝術類博主的筆記，對兒子做的創意策劃也是照單全收。“一開始看到他做的圖，比如像克隆人一樣把我復制了很多個啊，比如那些夸張的衣服啊，我也覺得有些無厘頭，但同時我也覺得很有創意。他能把這些元素組合在一起，做出屬于我們這個號的風格來，我覺得挺不容易的。”

杜青的粉絲絕大多數都是30歲以下的年輕人，他們在評論區稱贊杜青的生活態度，以及她與兒子的相處方式。在杜青看來，現在的年輕人們有她們這一代人不曾體會過的豐富信息和多元可能，但或許也正因如此，如今的年輕人似乎更容易感受到壓力，更容易為未來焦慮。“所以我現在也覺得，我做這個賬號最好的一點，是讓關注我的年輕人不怕‘老’，讓他們看到，老了也可以和年輕的時候一樣，該玩玩、該鬧鬧。”

Q&A：

如果用三個詞來形容你現在的年齡狀態，你會選擇哪三個詞?為什么?

杜青：我是“老年人中的年輕人”，我一直愿意去學習新的事情，怎么用手機，怎么網購，不會一直依賴子女，愿意自己動手。

目前如何處理與父母、子女的關系?

杜青：我處理自己和兒子關系的原則是相互尊重。孩子都這么大了，他有他的思維，就尊重他的想法，只要他的想法和做法都是積極的、正向的，那就放手讓他去做。

會覺得在生活中被什么困住了嗎?更愿意維持現狀還是進行改變?

杜青：分情況，歲數大了有時候會發現自己有些機能不如以前，有種焦慮會“困住”自己。比如我兒子現在住在上海，我去上海看他時，有時候明明自己覺得能記住的路，走著走著就找錯了，在這個過程中心里越著急好像人就越“傻”。現在遇到這種情況我會盡量讓自己冷靜一下，直面所有的問題，把問題解決就好了。

陳碧：女性要為自己發聲

特邀撰稿  王三金

在陳碧看來，法律絕不是冷冰冰的條文，而是由每個個案的判決所構成的，法理、事理與情理三者的平衡。在她出版的法律隨筆集《正義的回響》中，陳碧關注了買妻案、家庭中的冷暴力、弒母、性別暴力、生育權等眾多女性議題。她在書中寫道：“對婦女、兒童保護的程度，是一個社會文明程度的真實體現。”

在去年播出的談話類綜藝節目《第一人稱復數》中，節目的第一期叫作《這就叫性騷擾》，陳碧在節目上提出“每一個女性都被性騷擾過”。只不過，很多女性被騷擾而不自知。有的話，有的動作，有的眼神就是性騷擾，大環境讓女性在被性騷擾之后也不愿發聲。陳碧說：“我們還是要致力于營造一個寬容環境，或者說讓大家對性騷擾這件事情脫敏。”這樣才能鼓勵更多人勇敢講述自己的遭遇，把問題擺到臺面上，才能解決問題。

2020年，《民法典》頒布了關于性騷擾的特別條款。在此之前，我國只有《婦女權益保障法》里提到性騷擾問題。“這個是《民法典》的重大進步，明文規定了性騷擾。”陳碧解釋，“第一個條款講的是平等的主體之間的性騷擾。第二個條款是特別的條款，專門講在職場上和學校里面的（性騷擾）。”不平等的上下級關系最隱秘，傷害也更大，條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陳碧強調，《民法典》頒布“性騷擾”相關問題，不僅僅保護了婦女權益，更加明確一點，即男女都有可能成為性騷擾受害人。

一直以來，性騷擾因為不好固定證據，無法讓犯罪者得到懲罰。陳碧看到很多新時代女性勇于在互聯網講述自己的遭遇，由此引發全民討論從而對犯罪者懲治。發聲是有用的。《民法典》特別條款的頒布就是一個證明。陳碧說，這些聲音讓法律也因案例而有意義。“受到侵害的時候，你自己不知道站出來的話，這個權利就是一紙空文。”

這位來自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的副教授，完全不同于一般人心目中法學教授嚴肅、不茍言笑的刻板印象。她語速很快，思路清晰，笑聲爽朗而有感染力。作為長期關注女性權益問題的法律研究者，她寫文章剖析案件判決中的法律與情理考量，展示法律理智后的人文關懷，同時還做視頻，參加綜藝，希望把法學知識傳播給大眾，讓更多人受益。在陳碧身上，透著一股颯爽俠氣。

陳碧身上的這股俠氣，或許就來自她出生成長的公安局大院。從小看著父輩們伸張正義，她最初的職業理想是“辦大案”。本科畢業進入檢察院實習，體驗過一線辦案的陳碧開始反復問自己到底適合不適合做這行。“在提訊的過程中我發現檢察官真的是需要一分鐘變臉。”她自忖很難變成這樣的人。研究生畢業后，陳碧仍有機會進入實務部門工作，她又一次選擇了學術。可能是天性，她分析說，自己還是希望更自由。

天生共情能力強，陳碧喜歡了解、關注犯罪嫌疑人心理層面更深的東西。“我一直研究的是犯罪，犯罪就會涉及到具體的人，我更感興趣的是人性的故事。”在了解中，我們會看到人性的軟弱，嫌疑人的選擇。“可能是不得不做的選擇，你又會希望他向善。”陳碧說，帶著共情看問題，自己確實會在理性的法律之外多一點點溫度。

畢業后，她進入中國政法大學做“青椒（青年教師）”。真正做起學問，面對枯燥的專業學術書籍，陳碧與羅翔、趙宏、李紅勃組成了一個讀書小組。他們一起閱讀難啃的專業書籍，互相討論，相互鼓勵，相互成就。多年過去，他們依然是最好的朋友。正如羅翔在《正義的回響》前言中所說：“陳老師是我寫作的引路人，帶我們看到法治溫情脈脈的一面。”

受羅翔影響，陳碧也開設了自己的B站科普賬號。今年，她又開設了抖音賬號。最初，陳碧是拒絕的。她不想做自己不擅長的事。視頻公司的人說服了她。視頻推廣下沉接地氣，做短視頻可能讓普法被更多人看到：“也許一個被家暴的鄉村婦女看到了視頻會知道有人在傾聽她的聲音，在幫她出主意。”陳碧深知普法不應該只在紙面上，她希望用更多真實案例來幫助大家理解法律，“如果講的是大家想知道但只知道一點兒的事兒，別人就愿意往下看，只要愿意往下看，普法的效果不就達到了嗎？”真實的事件永遠是最沖擊，最有力量，最被大家記得。但對于陳碧來說，視頻平臺也在挑戰著她的固有思維，逼迫她適應平臺短平快的視頻節奏。雖然還做不到女兒說的“神經病式普法”，但陳碧一直在堅持錄制。

生于70年代的陳碧對未來還有很多計劃。“不要自我設限，不要定義自我。”在她的世界中，沒有“什么年齡該做什么事”的觀念。隨著時代變化，標準也會變化。“我們應該用流動的、變化的標準來過這一生，如果你已經過了半生，剩下的半生還可以按照自己的標準重新定義。”

Q&A：

對你產生過具體的積極影響的一位女性是誰?

陳碧：“理想國”的創始人劉瑞琳老師。她經歷了疾病和事業上的打擊，但仍然帶著熱情回來繼續做出版。還有一點，六十多歲的她到現在還帶著那種少女的好奇，生命力旺盛。

給即將或剛剛進入你所在的這個行業的年輕女性的建議?

陳碧：要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你們可以成為一個小團隊，互相可以打打氣，給對方提提意見。我們這個圈子很容易變成一個人就是一支隊伍，這樣路上會很容易就孤獨，如果有個小團隊，會看到別人的進步來督促你，也可以分享困惑。

會覺得在生活中被什么困住了嗎?更愿意維持現狀還是進行改變?

陳碧：沒有。如果一旦我感覺有什么束縛著我，我會去想是個什么問題。意識到了是什么問題就會知道該怎么去解決。我覺得很多時候感覺被困住了，實際上是我們連問都不問，就覺得自己動不了了。假如說你去發問，知道是什么問題，可能后面就能想辦法解決。

茍嬋嬋：花兒為什么這樣紅

特邀撰稿  紫

17年前22歲的茍嬋嬋曾憑借《花兒為什么這樣紅》在第六屆中國舞蹈“荷花獎”民族民間舞大賽上摘得金獎一舉成名，17年后她還站在舞臺，即將迎來在江蘇大劇院出品的原創舞劇《紅樓夢》中的第100場演出。在這17年間她也步入了婚姻，有了一對兒女，開拓了自己的事業版圖，還憑借自己導演、編舞并主演的討論女性被家暴的舞蹈短片《囚》在多個國際電影節取得了成績。

“因為我付出了代價，吃夠了苦。所有中年有力量的女性一定是吃夠了苦的。”聚光燈下生命力綻放的幕后都是在痛苦中仍堅守的信念，就像她在成名作里一襲紅衣舞動的姿態讓人想起美麗卻殘酷的歌詞：“花兒為什么這樣紅……它是用了青春的血液來澆灌。”

“作為舞者我是眾多平凡的文藝工作者中的一個，我很感謝緣分讓我在36歲時遇到元春這個角色，加入了現在可以說是最火爆的江蘇大劇院的原創舞劇《紅樓夢》，在我的職業生涯里，在接近40歲的時候能夠遇到一個和觀眾100 次相遇的角色，很難得。舞蹈演員比起演員更像運動員，職業生涯其實比較短，也有很多人30歲就不跳舞了。但我還是堅持二十年如一日的練功，在舞臺上堅守。應該感謝時代給了女性更多自信，我希望自己作為舞蹈演員的藝術生命的長度被拉開，年輕人可能看到我40歲了還在跳會得到鼓勵，這種存在本身就是力量。舞蹈演員越老越值錢的生態需要整個文化環境都到達一定的認知，可能我再堅守和等待三十年吧，也許會等到那樣的時代到來。與此同時我也在做跨行業的工作，我希望將舞蹈和更多其他行業關聯起來。我很喜歡電影，所以我去電影學院學制片，我想學習把舞蹈放到鏡頭語言里，通過影像的載體讓舞蹈的能量放大。前年冬天我拍了影像處女作，討論家暴的女性主題舞蹈短片《囚》，已經入圍了五個電影節，我很有成就感。小時候是傻傻地專注在眼前的工作，現在我會更多地去思考自己的價值，行業的意義，怎么去幫助和成就其他的年輕人……在這之中，作為舞者，我始終是驕傲的。”

Q&A：

如果用三個詞來形容你現在的年齡狀態，你會選擇哪三個詞?為什么?

茍嬋嬋：首先是“無所畏懼、不設邊界”，小時候我會希望自己成為誰，現在不會了;其次是“有力量的松弛感”，以前會“裝”，把氣拎住，現在不用拎了;最后是“好奇、探索”，我會有一種想要自己去探索這個世界的巨大的勇氣正在呈現，以前大多是被別人PUSH，被動地感知，現在是主動地充滿好奇心地自發地探索。

給即將或剛剛進入你所在的這個行業的年輕女性的建議?

茍嬋嬋：首先是明確自己是否真的純粹地熱愛這個事業。其次是從20歲開始養成自律的習慣，我支持肆意妄為，但是常態一定是努力和自律，其中包括生活習慣、事業追求和學習與時間管理、飲食作息等等。極致的自律才會通向真正的自由。最后是在當下繁雜的信息會讓自身的能量混亂，社交媒體里的炫耀財富的內容或者道聽途說的信息，在自己沒有那么多見識的時候會更加迷茫，如果把能量關注于垂直在自己的專業里會好一些。

你為結婚和生育做了哪些準備?

茍嬋嬋：我自己沒有準備，順其自然，愛就愛了，恨就恨了。離了，崩潰了也沒有問題。我很珍惜那些還敢去愛的人，但是要知道受傷是一種必然。你選擇了結婚就要做好準備可能會吵架，彼此“三觀”不可能完全重合的準備。歲月會磨滅你們彼此的相愛，所有的一切你都應該做好準備，而不是到那一刻的時候你才瀕臨崩潰。我現在覺得結不結婚不重要，不在婚姻中的生育也許是一個選擇。我生完老大之后也曾經焦慮，現在這個時代最好的治愈女性在婚姻和家庭里的痛苦的方式就是工作，對抗生命對你的囚禁感。但是從那個痛苦里走出來之后，會更有力量。

于渺：直到長出血肉

特邀撰稿  李君棠

在沈陽，藝術史學者于渺回到她的臥室。這間臥室在名義上屬于她，在記憶中卻并不歸屬于她——18歲那年，她匆匆離開東北，到海外求學，一頭扎進歐陸哲學的種種概念中去，等她再次回來的時候，兒時居住的房子早已拆除，父母搬進了這個她一天也沒有住過的地方，并給她指派了這個空間。

他們在房間里放滿了于渺的照片。那是大學時候的于渺，那是剛結婚時候的于渺，和她此刻的距離從幾年到二十年不等。她覺得認不出來墻上的這些女人——帶著天真的面孔，對未來的復雜性無知無覺，卻又因為這種天真而擁有義無反顧的決絕，能夠在自己的生活中縱身一躍（plunge）。她反復用“plunge”這個詞，去描述她投身于某件事的動作，像把自己浸入水中，四面八方除了水不再有其他事物，她便是這樣投身于學業，被理論包圍，并且曾以為這些就是一切。

直到她懷上雙胞胎，回到國內，才第一次與具體的生活相遇。“生活的洪流無時無刻不向我涌來。”這是于渺的形容。她掌握的一切學術語言，在挑選一個保姆、照顧一個嬰兒、與一個當地媽媽交朋友時，無法發揮作用。

育兒是另一次“plunge”，它要求全情投入，要求擱置一切。在四年的育兒過程中，于渺遠離了藝術界，同時嘗試完成自己的博士論文，不斷往返于具體的生活與抽象的詞匯之間，嚴肅的學術寫作與跑來跑去的孩子交疊在一起，共同澆筑了她對于那個時期的記憶，也讓她對抽離于具體經驗之外的理論產生懷疑。

女兒上幼兒園后，于渺得以從育兒責任中獲得一些喘息的空間，在那以后，她遇到了潘玉良。潘玉良是中國現代藝術史上最重要的女性畫家之一，但是在蓬皮杜藝術中心的“馬克·沃爾檔案“（Marc Vaux Archive）中被歸類為“無名藝術家”一檔。在蓬皮杜建館四十周年時，廣東時代美術館對檔案中的潘玉良資料展開研究，于渺參與其中。潘玉良是西方藝術史的局外人，又因為淹留巴黎，成為新中國美術史發展歷程中的局外人；而剛恢復工作的于渺，同樣有局外人之感。這一次，她選擇投入潘玉良具體的生活中去，通過具身地走訪潘玉良人生軌跡中的各個地方，去嘗試理解檔案之外的她。

在巴黎的藝術史圖書館，潘玉良的檔案和畢加索的放在一起，因為姓氏首字母相同。與畢加索的檔案相比，她只有一個文件盒。在上海，潘玉良租住在霞飛路漁陽里十八號，不遠處是六號，陳獨秀在這里成立了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潘玉良當時正在學習西畫和法語，預備留學。于渺把她的所見，呈現為錄像散文《沉默的旅程》，在錄像中，她只露出雙手，在桌面攤開一件件與潘玉良有關的照片、畫作和資料，講述潘玉良的故事，也講述一種以潘玉良為符號的處境。她通過肉身與一個人物的歷史檔案摩擦，找到了回歸自我的方式。

從這個起點出發，于渺走向東北，進入撫順，漫步于亞洲最大的露天礦，尋訪水電站、垃圾焚燒發電廠。于渺出生于沈陽的知識分子家庭，家中沒有工人，但她選擇了撫順作為研究的出發點，這里曾經是東亞最重要的化石能源開采基地。在撫順，長白山的余脈上就是尾礦山，自然景觀與工業發展的遺留粘連在一起。城市中的人享受到的是精密加工過后的產物，而原材料曾經在這里采掘。于渺說，那“是活生生地把地球拉開……所以撫順有非常強烈的和地球之間的身體的血肉感”。

于渺用影像《額姆宇宙》記錄她的所見。當她第一次站在礦坑邊，看到挖掘機在礦坑中不斷地撓，撓出條索狀的紋理，便有一種從女性身體內部引動的痛感，來自生育經歷，更來自女性生命共同體的經驗，讓她想起子宮壁被刮撓的過程。這讓她最終剪輯影像時，借用了滿族神話中的額姆女神的視角，俯視自己——在傳說中，額姆女神的身體里遍布子宮。在這里，生命以復合的形態出現。廢棄的礦坑中仍有生機勃勃的生態體，有各種各樣的土壤和植被；而礦坑邊的煉油廠，因為采煤土地沉降，不得不被廢棄，卻在廢棄的年間被樹木和鳥類占據，形成新的鋼筋水泥與自然混合的森林。礦坑邊居住的薩滿給她看病時，會用“鐵軌、鐵道”來形容人的骨骼和經絡。連語言也和歷史復合生長在一起，廢墟成為一種新的比喻。在影像的最后，于渺用額姆女神的口吻寫下：“相信身體里依然帶風，依然下雨，相信子宮里依然有四季。”

被額姆女神俯視的她，在影像里的身份是“采故事的人”，去錄制，去拍攝，去采訪，去貼近。和煤礦的開采不同，于渺的“采”更像是：采蘑菇。“北方森林里有采蘑菇的人，故事也是像蘑菇一樣，在大地上生長起來的……而這種采的動作，充滿了關愛，是一個個體的動作，想激發更多的故事滋長出來。”而這里的“故事”，是東北的故事，也是人和自然的關系的一種重新敘事。于渺找到了自己重返故鄉的使命：“每一個東北孩子心里都有一個振興東北的愿望……把文化的討論帶回東北……重新看到這個地方歷史的故事、人的經驗。”

如果有機會見到，在臥室的照片里笑著的那個年輕的自己，于渺會對她說什么？于渺想，她會把這個人從她的舒適圈中拉出來，走入具體的研究場景里。去漁陽里，去撫順的西露天礦，去工業廢墟邊的薩滿家中。這是一次新的“plunge”，歷史的自我與當下的自我縱身一躍，以肉身投入到具體中去，而她們將在那里長出血肉粘連的真正的敘事。

Q&A：

你怎么看待“中女”這個詞?

于渺：它似乎不止是說年齡，還包含了一定的從容、自洽、自信地參與社會文化生活的態度。這個標簽并不是我自我認定的一個抓手。它簡化了這個年齡段的女性面對的各種各樣的紛繁與復雜，以及生命狀態的多樣性。

近年來，你做過的最“打破規則”的一件事是什么?

于渺：我自己的存在本身就是在打破規則。我是一個拍攝影像的策展人;我是一個做學術研究的藝術家;我的女兒經常問我:“你到底是干什么的?”(笑)我覺得我自己的跨界狀態，對于打破加之于女性的標簽，是一個最好的具身的榜樣。

你如何面對生理性的衰老?

于渺：衰老是每個人都無法避免的，要坦然地接納自己當下的生命狀態。我更在乎的是自己是不是處在一個很充盈的生命狀態，遠比糾結某一個地方的細紋更重要。

出品:王鋒、李曉娟 / 策劃：V專題組 / 攝影：蘑菇仙 / 攝影指導、后期：左多寶 / 燈光：小路 / 制片、攝影大助：凱博士 / 妝發：李沅鎂 & 席琦(北京大媽、茍嬋嬋、于渺)、千年蝦(陳碧) / 造型：JADE